日前，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到，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复杂严峻。
“稳中求进”依旧是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对比过往，本次政治局会议在提振大宗消费、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等方面释放了更强烈的积极信号，明确提出将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逆周期调节和政策储备。
为进一步了解政治局会议的主要内容，近日，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刘晓光。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刘晓光（图源：受访者提供）
“短期来看，核心问题在于大家对未来预期的信心还没恢复。从经济周期来看，经济恢复的内生动力还没建立起来。会议明确了国内需求不足是当前主要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的信号是非常明确的。”
刘晓光在采访中谈到，目前来看，全年完成5%左右的增长目标没有问题，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经济已经恢复，明年上半年可能还要继续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
预计会有降息降准的操作
时代周报：本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了哪些信号？你最关注的是哪一点提法？
刘晓光：首先，这个会议对目前的经济形势提出了更精准的判断，对政策的定位也更加清晰。政治局会议在政策层面上表现的力度和决心，目前在我看来，是符合预期，甚至超预期的。因此整体比较提振信心。
这也直接地表现在资本市场上。7月25日A股市场一片沸腾，主要原因在于会议特别提到了“要活跃资本市场”，这是尤其超出预料的。
在房地产无法持续增值的情况下，居民财富如何保值增值成为待解的问题。目前居民金融资产占比很小，如果股票市场能够进一步繁荣起来，就能使居民在经济发展中获得更多收益，长期来看，这是比较合理的逻辑。
时代周报：根据这次会议的信号，你认为我们即将进入宏观政策的密集期吗？下一步宏观政策调控的思路是不是会发生一些变化？
刘晓光：上半年的宏观政策整体还呈现一种“观察”的角度。因为在疫情这一干扰因素消除后，经济能够实现怎么样的反弹，这是需要观察的，所以上半年政策还有所保留。
上半年统计数据出来后，这次政治局会议用了一个词，叫“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同时指出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国内需求不足”。
既然决策层已经做出这种判断，就意味着当前经济需要宏观政策的强大支撑，国内需求不足最直接的解决办法也在于加大宏观的调控力度。因此，这一点信号是非常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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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的政策来看，会议内容也有所提及。比如货币政策，明确提出“发挥总量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对此，我理解的意思就是很快会有降息降准的操作。
财政政策则提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实在我看来，上半年财政政策不够积极。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3.9%，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比下降了21.2%，两者相加同比还下降了3.6%。而我们年初的预算是两者加起来正增长6%。因此，预计下半年财政的“积极”会有更直接的表现。
需求不足是主要问题
时代周报：如何看待目前经济恢复的主要困境？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又面临怎么样的新阻力？
刘晓光：短期来看，核心问题在于大家对于未来预期的信心还没恢复。
虽然上半年实现了恢复性增长，但从经济周期来看，经济恢复的内生动力还没建立起来。在传统经济周期下，如果经济开始复苏，一定是内生增长动力建立起来了，从企业到就业到收入到需求，自然有正向循环形成。
但我们的情况是疫情这一干扰因素突然消失，经济的确会有恢复性增长。但从周期来看，不代表经济“真正复苏”了。这恰恰是被掩盖的问题。
从经济恢复的三个阶段来说，第一阶段的交易恢复已经实现了，第二步是资产负债表修复。这一点在上半年遇到阻滞，因此自然也没有实现第三阶段，即扩张性增长。
这是从阶段论来说。
但如果从根本来说，主观上，大家对于未来预期不够乐观，投资趋向于稳健；客观上，居民收入在过去几年没有很快的增长，企业资产负债表也比较糟糕，两者结合，是我们当前实现强劲增长的主要阻碍。
此外，房地产市场受到较大影响、外部需求影响出口、高新技术产业增长放缓，这些也是阻碍经济复苏的多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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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有观点认为，当前出现了需求不足的负循环链条，即终端需求疲软导致产能过剩出现，进一步导致物价低迷、企业收缩、失业增加、居民收入减少，结果又是终端需求疲软。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需要打破这样的负循环链条，你认为该从哪个切入口解决问题？
刘晓光：是的，我认为在这个负循环里，是不断地有局部的问题在轮番发生，每个月可能都暴露出新问题。比如信心好不容易恢复一些，但一看青年失业率仍处于高位。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状态。
从经济周期运行来看，我们现在是周期的低点。要从这个低点走出来，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都不可或缺，这不是针对某一块，而是整体的一个拉动作用。
首先，宽松的货币政策其实是比较宽泛的，比如利率降低后资金可获得，企业就更有意愿进行投资，居民更愿意去消费了。
而在宽松的环境下，个体是存在差异的，愿意扩大消费的个体就能够去实现，先让这一部分的增长潜力发挥出来。我认为，这个时候应该减少讨论什么政策有用，什么政策没用，只要有助于一部分群体实现政策的目标，都是有用的。即使真的没有发挥作用，也不会有太大损失。
财政政策，也就是发挥公共财政的拉动作用，实际上是更直接、更明显的。现在各类市场主体，居民、企业都在修复资产负债表，但总要有人先行。
这个时候政府作为主体，不管是通过基建项目还是公共领域支出，用财政直接入场使得经济循环。内部动起来后，解决了一些人的就业问题，解决了一些居民和企业的收入问题，自然消费就起来了。
总而言之，还是要先动起来。
全年5%左右增长可以完成
时代周报：会议中提到的几个内容比较受到关注。比如房地产领域，提到了“适应我国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这对后续房地产领域的调控思路来说有怎样的影响？到底该如何调整优化，存在何种政策可能？
刘晓光：这次对于房地产是一个全新的表述，至少和过去几年有明显区别。
很大的客观原因在于，现在对房地产市场的担忧已经不是涨得过快，而是把防风险放在首位。这也意味着，接下来对于房地产市场将采用鼓励发展的方法。
过去半年，中央对地方的一些试验性做法采取默许的态度，而现在可以说是相对明确了，即鼓励各地探索适合自己地方的政策，也避免发生之前某些地方政策在短时间内被叫停的情况。这对市场形成明确的统一预期，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具体到政策工具箱，其实会议也提到不少内容，例如提到“满足改善性住房需求”。关于二套房的限制可能会有所松动，“推动城中村改造”也是明确的具体举措，再加上“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都会给房地产市场注入新的力量。
我认为下半年房地产投资会有大幅的改善，房企融资环境也会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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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会议还提到，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你近期有谈到，在经济复苏阶段转换的关键期，要重新思考政府债务风险防范问题。你认为当下该如何统筹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对于化债方案有什么具体建议吗？
刘晓光：地方政府的债务，包括城投平台的债务，它们形成的历史背景是比较复杂的。我个人比较支持用中央政府债务的一部分去帮助地方债，前提是，要避免置换之后又有新的债务积累。因此，我建议置换的部分要与未来的空间限额相挂钩。
从财政融资的角度来讲，融资平台的利率是最高的，然后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再是中央政府的国债。如果地方政府都做不到更了解当地信息，那为何都不发成本最低的国债？期限上还有更多的选择。
之所以发地方债，就是考虑到给地方政府提供积极性，提供他们更了解地方信息的需求动力，地方项目本身也就更利于当地了。
现在既然证明部分地方政府没有做好，那么置换时，中央就应该在后续减量。这样额外的好处在于，可以减少中央短期内置换的压力。因此，根据使用效率来做置换方案，可能是更科学的。
总体而言，化债方案更重要的是一种思路，比如说3-5年内，政府如何逐渐化解。有了方案以后，地方才真正有空间去操作。
不过，我认为既然会议上提到了“化债方案”，也就意味着基本上决策层已经明确了思路，可能很快会有具体方案出来。
时代周报：从上半年经济恢复情况来看，你对于全年完成5%左右的GDP增长是否有信心？为什么？
刘晓光：我认为是可以完成的。上半年数据出来后我们也重新做了测算，虽然二季度数据不符合预期，全年增长会较年中预测有所下调，但还是能够实现5%左右的目标。预计三、四季度的增长大概是4.1%、5.1%，因此全年5%左右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不过，目前在我们测算的不同情景中，还是属于供给依赖的情景（另一种为需求驱动），宏观政策定位于稳住国内需求，是一种底线管理的状态。
需要看到的是，在这次会议后，虽然政策将密集出台，按照预测能有5%左右的全年增长。但关键在于完成今年目标之后，明年又该如何设置（目标），这可能是考验宏观政策长期定位的问题。
今年增长5%左右，意味着两年平均增速只有4%，显然我们不认为这是合理的，或者是经济“已经恢复”的表现，不然等于承认我们潜在增速也只有4%。
这也意味着，明年上半年可能还要继续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如果我们认为增长潜力回到4%了，则需要实施加大改革的方式来提振增长潜力。毕竟我们还有2035年的目标要实现，如果现在就跌到4%的话，显然太低了。
总之，短期来看，我对于实现5%左右的增长还是有信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