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好扩大消费的工作，就必须弄清楚当前导致消费不足或者制约扩大消费的主要原因，弄清楚哪些因素是短期暂时的、哪些因素是长期持续的
□短期政策的重点是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费意愿、降低流动性约束；中长期政策的重点是提升供给质量以及立足扩大内需加大战略性调整，逐渐改变经济主体的发展信心和经济预期
□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精神，加快实现“提振发展信心” “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促进高质量发展”
与大多数国家相比，新冠疫情发生三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整体上保持了良好复苏势头，但直到目前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正因如此，这几年我国一直把“稳字当头”作为统领经济工作全局的主基调和基本目标。2022年以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因素正在发生一些新的变化，目前正在经历的不少新情况和新特点将会成为今后制定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新的常态因素。比如国内新冠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与优化，乌克兰危机久拖未决的能源成本与供给面冲击，国内实体经济复苏进展变化引起对股市、房市、就业、收入的预期变化等，这些因素汇聚起来极大影响了宏观经济的稳定。
在此背景之下，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合国内外最新形势变化的新特点，立足 “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三大目标，对确保明年宏观经济基本盘“稳中求进”作出了重要部署。会议把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作为首要任务，并且特别强调了“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客观来说，要做好扩大消费的工作，就必须弄清楚当前导致消费不足或者制约扩大消费的主要原因，弄清楚哪些因素是短期暂时的、哪些因素是长期持续的，这也是对症施策有效摆脱消费不振的政策依据。
导致居民消费不振的主要原因
经济学理论认为，消费是收入和预期的函数。如果居民消费出现短期不振现象，很有可能是个人收入水平降低引起的。反之，如果居民消费呈现长期不振现象，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居民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欠佳。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实际收入与消费在变动趋势上呈现明显背离，即居民收入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但居民消费却不时呈现负增长。比如，2022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2385元，名义增长1.8%，但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下降0.2%，这是继2020年之后的又一次负增长。结合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发展情况，导致居民消费不振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新冠疫情压缩居民消费空间。
2022年4月以来，多地区相继发生新冠疫情，城镇作为疫情防控的重点区域，防控的结果导致城镇居民流动性和城镇经济活动受到大幅度影响，城市消费规模骤然下降，这也是前三季度城镇居民实际消费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二季度，GDP累计同比增速由去年底的8.1%下降至2.5%。其中，制造业GDP增速由去年底的9.8%下降至2.8%，批发和零售业GDP增速由11.3%降至0.9%，房地产业GDP增速由5.2%下降至-4.6%。行业衰退只是经济周期下行的一个缩影，它最终将反映到居民消费能力。
二是居民预期不佳导致预防性动机提升。
近年来，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剧。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加大了人们对稳定就业的担心，提升了对现金需求的迫切性。所有这些因素汇总后导致居民消费规模锐减，取而代之的是银行私人存款激增。比如，2022年前三季度住户存款新增13.21万亿元，较上一年同期增长了56%，总额多增了4.72万亿元，而且新增存款中新增定期和其他存款占比超86%，远超短期存款新增，存款定期化趋势明显。
三是其他因素引起的消费挤出效应。
2022年9月，美国创下了近40年以来的通胀新高点，为此美联储持续加息的势头不止，一度引起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增加；乌克兰危机引发全球能源供应格局变化，天然气与原油价格上涨趋势显著以及粮食供应压力加大，加上国内新一轮猪周期启动，众多因素汇集起来不断加大国内通胀压力，直接制约居民消费能力扩张。
长短结合多措并举刺激消费意愿
面对居民消费不振，我们应当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基本要求找准关键环节，细化政策思路。为此，按照更好发挥政策组合效应和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根本要求，坚持长短结合、多管齐下、多措并举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短期政策的重点是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费意愿、降低流动性约束；中长期政策的重点是提升供给质量以及立足扩大内需加大战略性调整，逐渐改变经济主体的发展信心和经济预期。具体包括六个方面：
第一，以《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为基础，细化消费刺激计划的具体内容。
最新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一份纲领性文件。从提振居民消费角度讲，建议各地区依据纲要制定消费刺激计划，重点内容包括明确刺激消费的资金规模、时间节点、重点商品、实施方式以及刺激措施等内容，把税收激励、货币刺激、产业配套、宣传引导等全面统合到刺激计划中来。这里要特别关注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规模的全面复苏，分阶段解决制约居民消费的痛点和难点；要区分好刚需商品和非刚需商品、短期和中长期、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差异，全面抓好高效物流体系发展、高水平供给结构优化、商品质保服务体系建设，等等。
第二，督促各地开展消费券的设计与优化，扩大居民消费水平。
以上海已完成的前两轮共计7亿元消费抵用券为例，从效果上看，资金核销率达85%—90%，抵用券杠杆率接近4倍，带动了近30亿元的消费规模。后续实操中还须要考虑的问题是，抵用券面额过小，所以消费者主要将其用于刚性消费，如零售、餐饮等这些即使没有抵用券也要消费的商品。因此，建议督促各级政府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发放消费抵用券、特定商品购物券、职业技能培训券、困难群体粮油或食品兑换券等符合公共财政支持范围和方向的消费券。实际操作中，要特别注意把握三个重点：一是根据商品类别设计抵用券金额，重点刺激非刚需消费；二是督促地方政府与支付宝、微信、云闪付等支付平台与电商平台的对接；三是抵用券发放总金额不与当年财政挂钩，在与商户协商基础上可考虑延期核销。
第三，推动金融机构推出高质量的消费金融品，为居民消费约束松绑。
我国居民对于消费金融品类热情始终不高，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产品品种单一，与场景结合不够；二是成本整体偏高；三是网贷等不规范产品造成较多负面舆论。今年以来，各地相继发生疫情，为推出消费金融品提供了应用场景和必要性，但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督促引导它们突破传统模式。具体建议有三：一是要加强大宗消费品金融场景建设，与汽车经销商、电商平台、商超等深化合作，在消费场景中嵌入消费金融产品，激发消费意愿；二是要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作用，提升运营效率和风控效率，合理确定息费水平，在低利率市场环境下精准定价，推动客户端利率下行；三是持续做好对消费金融品发行机构的监管，规范展业、有效创新，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以扩大居民接受意愿。
第四，从政策与宣传上强化稳房市、稳股市的预期，向全社会释放预期转正信号。
目前，大家对房市、股市等的预期难言充满信心，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总体方针之下，进一步优化和调整相关政策。具体建议有二：一是加快督促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尽快制定稳房价的细化政策，这个信号必须尽早释放出来；二是细化振兴实体经济的政策内容，释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联动信号，在发挥稳股市、稳大市的同时，要防止资本“污名化”等不良社会情绪的沉渣泛起。
第五，平衡好不同群体增收的关系，设计弹性可控的精准政策体系。
重视对不同群体收入来源多样化与均衡化的政策支持，对农村居民而言，重点是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目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财产性净收入仅占其总收入2%左右，建议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推进宅基地流转、置换方式的创新，让农村可以凭借土地财产的抵押、担保、转让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对城镇居民而言，在规范监管基础上，建议进一步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鼓励员工参股、创业和持有金融资产；同时还建议不断提高公共投入水平并驱动公共服务均等化，降低城镇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压力。对农民工群体来说，要探索扩大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方式，在就业、子女就学、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出台有效政策。
第六，处理好高收入和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明确提出适合国情的中等收入群体标准。
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认定的年收入下限是2.5万元、上限25万元，如此之大的收入差距必然削弱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和规模的政策效果。因此，建议继续加大对极高收入者和极低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和转移支付力度，减缓中等收入者相对收入过度流向高收入者的问题，同时根据中国国情（可考虑地区差异）确立新的中等收入群体标准，制定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及其人口比重的一揽子政策。
总的来说，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虽然我国当前正面临居民消费不振的掣肘，但伴随着组合政策的精准发力，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的基本特点不变，宏观经济向好的基本面也不会变。因此，这就须要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精神，加快实现“提振发展信心” “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促进高质量发展”。
（胡晓鹏：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导）
